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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托业发展的历史脉络(2)

2014-12-9 16:40:30  |  来源:[]

三、1937 年 8 月至 1945 年 8 月:抗战中信托业的畸形繁荣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信托业的格局发生了变化。随着日军占领上海以及汪伪政权的建立,部分信托机构内迁,重庆在信托业的地位日益重要,此外散布在全国其他地区的信托机构也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信托机构概况
     1.信托机构的变动。
     上海的信托业中心地位发生动摇。一是官营信托机构被迫内迁或停业。二是外资信托机构新设数量少,且存活率极低。三是华商信托机构的极度繁荣。
     这一阶段,有四五十家华商信托公司成立,18 家银行新设了信托部。此外还出现了一批未经任何部门登记注册,不知名的非法信托机构。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主要有四个原因:
     其一,当时上海市面资金泛滥。至 1939 年底,上海地区的游资已达到 30 亿元之多。
     其二,当时金融业正常放款难以顺利开展。由于局势动荡,银行及钱庄的存款多以活期为主,导致其不得不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加上物价飞涨,放款的风险大大增加。
     其三,投机事业空前猖獗。1938 -1940 年的投机,主要以外汇、黄金为主;1941 年之后,又转向证券、房地产、物资买卖等领域。
     其四,信托监管的相对薄弱。银行在战时受到了严格监管,不得进行不动产买卖等业务,但信托公司这方面却没有限制,优势明显。这些因素促使一些实力雄厚的工商企业纷纷添设信托公司作为其附属金融机构,以满足融资和投机的需求。

     此时重庆在信托业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央信托局迁至重庆后,国民党政府对其重视程度更加提高。在政府的扶持下,中央信托局业务飞速发展。除了中央信托局,一些大银行也相继将总部连同信托部由上海迁至重庆。加上重庆原有的银行和银行分支的信托部门,重庆地区的信托机构数量显著增加。在这些机构的共同推动下,重庆信托业的规模日益提升,几乎成为可以与上海相提并论的信托业经营中心。

        2.信托机构的经营。
        这一阶段上海华商信托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仍然是银行业务,但信托主业的地位有所加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信托附属业务增长极快,保管、仓库、代理房地产、代理保险、代理买卖证券等业务发展迅速。其次是商务管理业务有所发展。战前只有诚孚信托一家公司开展商务管理业务,战时又有正中实业信托加入。这两家机构接受实业公司的委托,保管公司股票,全权办理各种事务。最后信托投资业务有了较大的发展。
       不少信托机构推出共同投资信托业务,吸收社会游资进行投资,本属于真正的信托业务,但由于信托机构均承诺“保本保息,派分红利”,所以是一种变通,属于“中国化之业务”。同时,上海的华商信托机构的投机性明显增强,不仅出现了一些专营投机的非法信托机构,甚至合法的信托机构中,经营投机业务也相当普遍,连一些公认稳健的公司,也不能免俗。但当时如果一味坚持明确的主营方向,不善应变,随时有可能停业倒闭,所以这种情况亦可说是信托公司的无奈之举。
官营信托机构在业务范围上也有一定的扩充。中央信托局除了原有的信托、储蓄、保险、购料等业务得到强化外,还新开辟了印刷、易货、运输等业务。

       3.战时信托公司的结局。
    尽管战时成立的信托公司数量多,但存活率远低于战前。58 家华商信托公司加上 6 家外资信托公司,维持到战后的仅为 30 家,存活率不足 50%。信托公司的资产在战时的物价上涨中大幅缩水。

     (二)信托制度仍处于真空
       汪伪政府战时出台了一些信托相关法律,但对信托公司的经营没有任何指导。同一时期,国民政府也没有建立信托制度体系,所以这一阶段,中国的信托制度仍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在同业合作方面,“上海信托业同人叙餐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更具影响的是“上海特别市信托业同业公会”这一正式信托同业组织的成立,初始会员有 29 家信托机构。此外还出现了第一家专门培训信托从业人员的机构——新亚信托人员训练所,研究信托学术,造就信托人才。信托同业合作的加强,提高了行业的独立性和社会地位。
        总体上看,抗战时期中国的信托业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地步,但经营中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大大增加,信托本业所占比重仍然过少,行业的整体资本与资产总额严重缩水,机构存活率下降,这种繁荣实际上是畸形的。

四、1945 年 9 月至 1949 年:统制经济体制下信托业的衰退
        抗战胜利后至上海解放前夕,随着国营信托机构相继回迁,上海再次成为信托业的中心。这一阶段,基本上已没有外资信托机构在上海开展营业,行业的基本格局由华商信托机构与国营信托机构两大阵营组成。
    (一)信托机构概况
        1.华商信托机构经营艰难,数量萎缩。
       1945 年 9 月,国民政府财政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令,专门清理和恢复收复区的金融机构。清理之后,华商信托机构数量骤减。同时,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一阶段华商信托机构的资产总额较战前大幅缩水。在经营方面,这一阶段的华商信托机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呈现出三个特点:
         首先是信托主业和附属业务举步维艰。战后上海物价上涨更为严重,信托机构难以吸收存期较长的信托存款,附属业务的手续费收入也被抵销,就连盛极一时的代理买卖证券和代理房地产业务,也因为法规禁止和市场低迷而难以开展。
        其次是银行业务不易经营。物价上涨和国民政府对存放款利率的严格管制,导致正常银行业务难以维持,大量资金转入地下钱庄。
        最后是投机业务盛行。持续的通货膨胀之下,信托机构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投机之中。先后有 6 家华商信托公司及其改组后的银行因投机行为受到处罚,其中通易信托更是被吊销了执照。

        2.官营信托机构发展迅速。
        与华商信托机构的惨淡经营相比,这一阶段的官营(主要是国营)信托机构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上海信托业的主导力量。国有银行信托部在这一阶段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中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最为突出。它们利用政府的支持,在开展传统业务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些创新,但更主要的还是大量参与倒卖等投机活动。中央信托局经历了战时的快速发展后,逐渐脱离中央银行,演变成政府执行国策的重要机构,规模迅速扩大,政府指定业务的重心更加突出。

      (二)信托制度的初建
         战后国民政府逐渐建立了一套信托机构的管理办法。尽管对华商信托机构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但仍是信托制度建设上的进步。这一阶段的行业建设越发成熟。1947 年 5 月成立的上海市信托商业同业公会,前后拥有 13 家会员,发挥了同业组织的作用,但由于环境限制,其努力的结果并不理想。总体上看,1945 年 9 月至 1949 年,中国信托业逐渐衰退。华商信托机构的生存空间被日益压缩,尽管在行业建设上取得了一定进步,依然不能挽回整体的颓势。官营(国营)信托机构虽然看上去欣欣向荣,但发展的本质是畸形的。中国近代信托业几经涨落后,终于走到了尽头。
        回顾中国近代信托业的发展,其萌芽于 20 世纪初,在“信交风潮”中大起大落,经历了抗战前的快速发展和抗战时期的“畸形繁荣”,最终在战后走到了尽头。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有三个问题一直存在,制约了信托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行业地位不高。与银行、钱庄、保险等其他金融行业相比,信托业兴起的时间较迟,规模、影响力相对薄弱,始终处于金融业中的次要地位。其次是经营偏离主业。中国近代的信托主业薄弱,即使是发展较快的信托附属业务,其开展的目的也并非为了推动信托主业。
        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信托需求不足和金融市场环境动荡;二是当时国人还没有形成信托观念。信托机构为了生存,偏离了信托主业经营。最后是信托制度建设的滞后。
        中国近代信托业始终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究其原因是政府没有发挥主导作用,尽管业内人士也曾努力加强行业建设,但收效甚微。以史为镜,中国近代信托业演进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值得今天的信托业借鉴。

关键词:信托发展历史